玻璃瓶罐制造术语

(45) 宽于用，则儒生官员难以成长，难以适任，加之官吏分途，官与吏相互隔绝，壁垒森严，儒学士子在制度上垄断了较高职位的品官，而地位低下的吏无论怎么能干和努力都基本不可能突破限制晋升为品官。

充分说明了加拿大值班律师的辩护律师性质。[23]此时，不进行经济困难标准的审查，但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及被告人的具体情形，考量被告人的案件是否符合司法利益标准。

遇到重大社会影响案件，律师协会也会特别专门研究，派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27] 除了无权代理犯罪嫌疑人参加法庭审判，加拿大值班律师几乎拥有与辩护律师相同的权利。[25] William Brydges v.Her Majesty the Queen.1990,1 S.C.Ｒ． [26] 郭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比较研究，《中国司法》2008年第2期，第102页。但是，在值班地点进行阅卷、会见，则与值班这一方式并不矛盾。第174条规定，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应当有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

但从试点期间的情况来看，这一规定是为了保证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真实性，值班律师本应是一监督者角色。第四，值班律师的权利，除了前述法律帮助的内容外，还可以向侦查、公诉机关提供意见。(23)大量著作虽在书名中含有立法字眼，但实际上只是研究部门法制度的著作。

(25)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8日，第1版。如果说法律是产品，立法是生产法律产品的过程，那么立法学研究的任务就是为法律产品生产线源源不断地提供思想动力与创新支持。第三，提供起草技术方面的帮助。每次年会研讨的主题既包括立法学研究的经典命题，也包含这一年度立法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体现了立法学研究的理论性与实践性、学术性与时政性的统一。

从内容来看，论文大多围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规备案审查、政府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等展开。20世纪80年代，陆续有5部立法学专著出版：孙承谷《立法权与立法程序》(1983)，吴大英、刘翰合著《中国社会主义立法问题》(1984)，吴大英《比较立法学》(1985)，郭道晖《中国立法制度》(1988)，周旺生《立法学》(1988)。

当代中国立法学的茁壮成长，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国情。(二)从封闭的立法学转向开放的立法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成，并不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形成。没有自觉形成的系统、科学的立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中国立法学研究的未来发展，表现在主题选取和研究范围上不应局限于立法活动本身，而应当将视野扩大到立法过程之外的政党政治、执法活动、司法过程以及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当中，应当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的宏大背景之下去定位和思考立法的价值与意义。

论文谈道，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立法工作实践的不断发展，立法学日益受到法学界和实践工作部门的重视。(19)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3页。从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相关阐述来看，是在回顾和总结过去5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立法监督方面，出版《国内法律冲突及立法对策》(2003)、《立法不作为问题研究》(2008)等著作。

(22)立法之于全面依法治国的特殊重大意义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可。1990年，谷安梁在《法学杂志》发表题为《创建立法学是法学改革中的一项紧迫任务——立法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的论文。

立法学是法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与立法制度不健全、立法技术落后的状况相适应，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

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修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2016年，天津市、江苏省、山东省、河北省法学会地方立法学研究会成立。它的问世，对于立法学的形成，对于推动立法学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对于进一步搞好立法工作，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14)。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哨积累了丰富的地方立法经验，整理出版《改革开放的轨迹：广东省十年地方立法》(1991)、《深圳经济特区市场经济立法的理论与实践》(1999)、刘云亮《中国经济特区立法研究》(1996)。2015年，湖南省法学会地方立法学研究会成立。2016年12月4日出版创刊号。

(37)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5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0页。这是因为，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人民作为主权者，其管理国家的主要方式是代议民主制，即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立法机关，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再由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执行法律，以此实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和管理。

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之前，如果说中国立法毫无理论，是指责过于严苛的话。经过2年多的发展，《地方立法研究》已成为全国一流的立法理论研究刊物，为全国立法理论与实务交流开辟了重要平台。

(40)[日]高山佳奈子：《政治主导下今年日本刑事立法》，谢煜伟译，《月旦法学杂志》2009年第9期，第138-152页。可以说，立法学研究还远未达到未雨绸缪、高屋建瓴指引中国立法实践走向民主化、科学化与法治化的高度。

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所指出的，立法应当以社会为基础，同时又能动反作用于社会。立法不只是权力意志、利益协调，也是法律智慧、立法技术的凝结(40)。自觉的立法研究，是指专门研究立法问题并给予立法实践以自觉指引的研究状态，通常表现为专门、系统的立法学论著的出现。只有良好的立法，才能在执法与司法过程中发挥应有的规则指引与判断依据作用，才能发挥引导和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整体性功能。

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可以说，中国立法学研究的起点和动因，源自中国民主政治、社会治理以及开展立法工作的现实需要。

中国知网收录的以立法制度为主题的论文共计6328篇，以立法程序为主题的论文4129篇，以立法技术为主题的论文共计4525篇。这些教材的出版，不仅为全国各大政法院系的师生提供了学习和讲授的范本，而且也使得立法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逐步得到法学界的认可，为当代中国法理学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和知识领域，有力推动了立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的诞生。

2018年第八届立法学年会以新时代中国立法为主题。(16)立法制度、立法程序与立法技术等专门性问题进而成为立法学研究的热点领域，即立法学研究历经基础研究阶段，正在逐步转向专题研究阶段，并呈现出哲理化、实证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17)。

毕竟，国家正式的立法活动必须要在权威的法律文本指引下进行。其中，周旺生《立法学教程》和《立法学》被确定为全国统编教材。(24)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5年2月2日)，《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3页。为了使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工作更为科学，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有利于当前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特别重视从理论上展开对立法学的研究。

(21) (二)后体系时代中国立法学研究的新主题 进入后法系时代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的提法深入人心。吴大英在《政治学研究》上发表《加强立法学的研究是发展我国政治学的重要内容》一文，从发展中国政治学的角度提出加强立法学研究。

而立法学关于法律体系、法律结构、法律清理与编纂、立法决策、立法后评估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用来指导建设、发展和完善各个部门法，从而促进部门法学的发展和完善。这些阐述实际上是以一种间接方式表明新时代是党的十八大开启的，十八大应确定为新时代的历史起点。

地方立法学研究的空前繁荣，带来了一大批地方立法学者的快速成长。上海市立法研究所发布《上海地方立法研究课题报告集/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年度》。